事实说明，只有坚持普世价值，只有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们才能平安地享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否则只能是各种宗教间的敌意与杀戮，甚至战争。言论自由，是宗教信仰的保障。

习近平的讲话完全坐实了“打老虎”运动是“选择性反腐”，而选择“老虎”的标准并非腐败的性质、数额与情节之轻重，而主要在于背后是否有团伙、朋党、帮派体系。

习近平的反腐败，一方面固然是对过分泛滥的腐败略加约束，并以此笼络人心，另一方面更是假借反腐败这件无往而不利的杀器，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力。不论是用贪官还是杀贪官，不论是纵容腐败、鼓励腐败还是煞有介事地反腐败，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其不变的核心都是维护中共的专制权力。

令、薄二位是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贵为“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发迹之途或不相同，但在功成名就之后，全都身陷秦城，家族成员大多身陷囹圄，其犯罪事实极为雷同。何以会如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中国的宪法，其实不过是中共宣示自己永远拥有统治权的政治宣言书，是中共维护自己特权利益的法律工具。中共这种强化一党专权、坚拒宪政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当下中国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效仿斯大林，习近平未必有此宏愿；但学习毛泽东，却是他眼下正在做的事情。从习版文艺座谈会，到《辽宁日报》公开信，闹过文艺闹学校，训罢作家训老师，这正是毛泽东当年整肃独立知识分子的既定进攻路线。

互联网时代带领人类走向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号称要引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当局却正试图恢复毛时代的洗脑方式。其愚昧虽然与毛时代相差无几，但在民智已渐开化的今天，却倍显其荒谬。

依法治国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具体地说，恶法治国在当今时代必然带来灾难。只有善法治国，才既有强国功效，又可以确保全民福祉，对国际社会也有益无害。

在这两次会上，习近平都开宗明义，特意向与会者交代，“文艺座谈会”是他亲自提议召开的，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移师古田，也是他本人的高见。这是跑步追赶伟大领袖的节奏啊！当然，他不说大家也知道，除了他本人，还有谁想得出这种馊主意？想得出，也不敢做、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