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发生在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震动了中国，也牵动了世界。对这场悲剧，各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和解读。从政治学角度看，追问的问题是了解人们认识深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反应了人们的政治智慧和道义水准。在自由民主国家，当惨案发生后，在司法机关查处刑事责任的同时，社会专家和民意领袖会立即讨论事件的原因和对策。“七五”惨案发生后，人们热烈争议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导致这场悲剧冲突的决定性原因？第二，中国应该怎样面对这场悲剧？当我思考这两个问题时，心中就盘绕起一个追问：这起灾难与《零八宪章》的关系是什么？

在今年“六四”前夕，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改革历程》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很值得我们深入解读。这里，我谈谈其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提法是写进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并一直沿用至今。那么，当年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提法呢？在《改革历程》一书里，赵紫阳是这样解释的。赵紫阳说：“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

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你回答“是”，那岂不是说，从运动一开始，李鹏、陈希同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按照邓小平指示写成的4•26社论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学生否认他们反党，要么是撒谎（或者说策略）、要么是被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所蒙蔽利用的吗？那岂不是说，赵紫阳在民运期间以及后来的录音回忆中坚持民运不是反党的说法，要么是天真是无知、要么是权谋是欺骗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运不是反对共产党，如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回忆里所说“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问题是，一场发生在共产专制下的民主运动，不反共产党是可能的吗？不反共产党的运动还能算民主运动吗？例如4·27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拥护共产党”——这还能算民主运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