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临床经验丰富，我只见她不慌不忙地拿来一管长针，往小家伙的脑部深扎进去，又迅速拔出针来。他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这声啼哭标志着这个小生命终于降临到了这苦难深重的人世间——尽管他是那么的不情愿。他出生的时间是1972年6月2日傍晚6时25分。

1989年6月3日夜，中国人民大学86级工业经济系学生吴国锋携照相机骑自行车离校，遇难时后脑中弹，倒地后，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长的刀口，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

“我不害怕，我完全赞成我们历年提出的三项诉求，要求政府尽早解决这件事件，不要回避，不要拖下去。我们失去孩子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自己孩子被打死的事，始终压在心里。我们要求共产党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我们的孩子一个公道。”

我默默地站在陈永廷的墓前，按照中国的习俗向他三鞠躬，为他致哀：陈永廷，你安息吧，我站在这里，是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有成员向你致哀。你的年轻的生命不会白白逝去，我们会和你的兄弟们一起，替你和你已去世的父母亲，以及当年在“六四”大屠杀中所有死去的遇难者向国家讨回公道，找回尊严，伸张正义。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你。

赖运迪说：“我们不是反政府，我的孩子被无缘无故地打死，我要为我的孩子向政府讨一个公道，还我的孩子一个清白，要求政府向我们道歉，给予赔偿。我过去因为胆子小害怕，不敢签名。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现在，我想通了，不再害怕下去，我应该参加签名。”

在六部口，采用毒瓦斯摧残人的神经，再用坦克去碾压毫无反抗能力倒在地上的人群，这样一种集体灭绝，实在是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的军队、下令用坦克碾压群众的命令者及执行者，都将会受到人民的审判，历史是公正的。

今年发表致“两代会”公开信时，难友们悲伤地不得不把一向为大家所尊重的杜东旭的名字从信末签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难友行列中去了——他于2013年11月7日离我们抱憾而去，终年86岁。

当年作者和刘苏里同是政法大学的教师，他们共同组织学生参加了“八九运动”。“六四”镇压后，前者流亡海外，后者入狱。22年后，他们在美国重逢。本文详细记述了他们当年参与“八九运动”的经历。

如果不是六四镇压，腐败不至于到今天这般恶劣，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到今天这般悬殊。如果中共早些时候就开放民主，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可是他们血腥镇压民众，同时又掠夺巨额财富，这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