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来，在五花八门的统计数据当中，有一项数据强烈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2009年，中国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即维稳费用）达人民币5140亿元。这数据最初由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引用，结果引发了中国现阶段“天价维稳”是否正当的讨论。

我的朋友高伐林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引述了一位老先生讲到他在1980年访问中国时亲耳听到邓小平讲出的一句惊人之语。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老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异见人士刘贤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7日后正式逮捕。刘贤斌先生出狱仅一年多就再度失去了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他的家庭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又一个悲剧。本作者对此深有体验，所以心情特别沉重。但令人高兴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网络时代，这则消息一出，海内外民主和人权团体，随即成立了多个“我是刘贤斌”的关注团并发表公告，一场“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迎面而来。目前，安徽、北京、贵州、陕西、四川等地纷纷成立了“我是刘贤斌”关注团，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刘贤斌。

近几年来，“维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天天念叨的“二字经”，也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附着在这条粗大产业链条上的从业者，除了正宗的专政工具公安（国保）、武警、国安之外，还有为数庞大的官僚体系编制之外的保安、“五毛”与线人等。维稳费用更是高昂，据说，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虽然未公布这些费用的具体投向，但根据常规，公安、武警等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制内”养人费用不会计算在内。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多了一门中国特色的研究，即维稳课题研究。

今年5月以来，以富士康事件与本田罢工为标志，绵延不绝发生的罢工潮已经蔓延至中国十几个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诉是加薪与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对这两类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加薪要求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继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后，中国27个省市纷纷宣布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消息让中国观察人士为之雀跃，认为“加薪潮”蔓延，“中国势将结束劳工低薪时代”。

但欢呼声显然来得太廉价了一些。劳工报酬纵向比较虽然上涨了15－30％，并不意味着劳工低薪时代的结束，这种比较显然忽视了衡量劳动报酬的两个更重要的指标。

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开讲出“六四”问题的学者之一。居然有人发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崔卫平在她的一篇博文里写道：“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中国上海，正在以烟花歌舞、百馆千姿、灯火辉煌的城市化妆，打造中国特色的“盛世奇观”。然而，世博会开幕之日，平日里热闹非凡的浦东，突然变得一片死寂，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行人和车辆，一律“被消失”。上海世博当晚的烟花，如同北京奥运上空耀眼的光环一样，不过是当政者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表面上的风彩无法掩饰幕后的危机。近来，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大陆5起校园凶杀案件，砍了32个小孩的血腥新闻，导致民怨沸腾，但网上各种跟贴评论竟然被“和谐”屏蔽。因为，大上海正在展示一个仅仅烟花就放了上亿的“盛世奇观”，它需要稳定、需要涂脂抹粉、需要歌功颂德。

4月13日，辽宁省庄河市上千名村民聚集政府门前，为求见市长，集体下跪长达30分钟，政府方面仍然无人回应。新闻传出，引发网友热议，一时群情汹汹。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责令庄河市长辞职。

千人下跪，居然跪倒了一个市长。这件事自然又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今年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1周年。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长篇文章。这件事引起海外中西媒体议论纷纷。

说来也是，21周年不是整数，按惯例，中共高层本来不必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如此说来，这次温家宝高调纪念胡耀邦确实不大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