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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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思想争鸣

胥志义

当“爱国”成为一种主义时,国家便成为一种神、一种膜拜的偶像、一种要为其献出生命的图腾、一种社会个体行为的主宰、一种侵害人权的棍棒。专制者最喜欢制造这种神。因为专制制度下,他就是国。把国神化,便是把自己神化。中国要摆脱专制,走向文明,真是任重而道远。

胡平

在习近平的官场生涯中,有两件事相当关键。一是六四。六四后,陈云发话: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他们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有了这句话,才有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太子党们的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另一件事是江胡权斗,江泽民一心要阻止团派的李克强上位,于是竭力把习近平推到前面。

胥志义

中国现在有没有经济危机?国外学者说有,国内主流学者说没有。但实际上中国已经产生经济危机,只是被权力掩盖并已经在向全社会转移……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就看社会的承受力,即人民的承受力,能否承担政府越来越多的并在向全社会转移的错误。

胥志义

中国的官员,如果他是领导,便不是公仆,要成为公仆,便不能做领导。

胥志义

普世价值不是复杂的充满着相互矛盾的物质性利益,却反映全人类每一个人的相同权利要求。它既是从不同的个体利益中抽象出来的,同时又是不同个体利益博弈的结果。捍卫普世价值,便是捍卫国家的核心诉求。或者说,爱国便是爱普世价值,卖国便是反普世价值,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胥志义

贫富差距的合理化比贫富差距的大小更重要。中国现在主要不是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是贫富差距的合理性问题。

胡平

当邓南巡讲话被中共当局心领神会,实而行之,那便意味着这个党从本来就很低的道德层次往下狠狠地纵身一跳,触底式堕落——此后的中共,不一定是最残酷的,但无疑是最无耻的。

胥志义

中国有身家亿万的贪官,美国也有身家亿万的资本家,这两者能够一样吗?

胥志义

曾有著名将军说,中国是一个出汉奸的国度,抗战时就有几百万。中国有各种特色,按这位将军的意思,出汉奸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胥志义

中国是一个低人权国家,人民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中国虽然也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收入却仍然很低。人是最高正义。人权与主义,与经济发展,与国家相比较,人权是第一选择。

胥志义

中国实际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只有“人权派”与“官派”。社会确实存在剥削、压迫和各种弊端。只能依靠人民权利的崛起和自由的增进来解决。因为每一社会个体享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可以建立一个权利与权利之间相互制约的均衡机制。国家的责任只是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防止个别社会个体变得特别强大而破坏这种均衡机制。

胥志义

一个个人权利自由获得充分发展的国家,既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国家。如果我们还要去坚持什么“有特色”模式,要显示威权的中国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的优越性,恐怕又是一种政府带来的折腾。

胥志义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崩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非自然力带来饿死几千万人,算不算“崩溃”?如果那不算崩溃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崩溃”一说了。

胥志义

国富民穷只有在专制国家才会存在,因为专制国家存在一个权力利益集团。他们需要通过权力来取得利益,还需要通过权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王康

这场改变了世界的伟大民主运动,因一名共产党人的逝世而起,“胡耀邦”永远和“1989”联结在一起,这种荣耀,在人类历史上属于自由精神迸发、人性被神圣之光洗涤的奇观,胡耀邦从此进入不朽。

胥志义

乌坎是广东一个普通的小村,却自2011年起承载了无数人的希冀。一次示威抗议折射出乡村土地转让的种种问题,一场选举“被挑起”了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的重担。可民主非但没有解开利益的死结,反而使自己焦头烂额……

胥志义

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来看,人类有史以来就没有消失过。现在中国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可能是世界第一,于是有人怀念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上的大体平均。但从实质消费上的贫富差距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等级差距,与现在存在的实质消费上的贫富差距并没有什么两样。

胥志义

智力浪费是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它窒息人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创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于争夺权力,何来创新和社会进步?所以,民主体制不仅比专制体制更符合政治伦理,而且比专制体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胥志义

民主是什么?不单是选举,还包括人民的一系列政治权利。赋予民众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权利,构造广义的民主制度,是建立社会权利利益的均衡机制。所以广义民主是一种均衡机制。

胥志义

当国家由管理规则构筑起来的差别缩小时,国家实质性的差别(不包括文化等等非实质性的差别)在抹平。人权高于主权,正是“个人本位”在世界范围的体现。我们正处在一个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也处在“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的时代大变迁中。因此,我们必须对“爱国”或“卖国”进行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