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曰：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或基础。不难看出，这种“中产阶级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翻版或变种。我早先写过文章批评经济决定论，这里不妨对“中产阶级论”也说上几句。

“中产阶级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含义不清。首先，何谓中产阶级？是仅仅根据收入来定义呢，还是说要加上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少人是主张按收入定义的。然而，“中”本是相对概念。穷国的中等收入在富国就只能算低等收入。如果提出一条硬标准，譬如说年收入必须在多少美元之上才算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很容易找出反证，例如印度的中产阶级过去就没达到这条标准，但并不妨碍印度早就实现了民主；新加坡早就超过这条标准，但至今却还没有民主。另外，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和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都算得上收入中等，且人数众多。他们算不算中产阶级呢？再者，笼统地说“中产阶级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这话的意思也不清楚，因为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这种区别对后发国家尤其重要。

不久前我在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9月号）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我曾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则应当直面丑陋和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限于篇幅和心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他们的历史耻辱），那篇两千多字的小文就没有进一步展开。但是最近收到国内许医农大姐转来的在国内流传的有关宋庆龄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现”的文章，才知道历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对这一问题实在有再稍微深谈一下的必要。

一、循环论与进化论

如果要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做一分期，最合适的莫过于以进化论的引入为分界线了。在此之前，主宰中国思想的是儒家以“天命”为核心的历史循环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至上论，以及以“天下”为核心的文化中心论。此时的进化论不是作为实证科学，而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引入的。

这一思想转型的标志就是严复和他“译作”《天演论》。这部“译作”终结了历史循环论，亦取代了康有为将循环论与进化论调和在一起的“公羊三世说”，首次在观念上将中国置于“物竞天择”的线性历史中。

若是深究其因，无论是循环论还是进化论，都可以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在传统上，无论任何社会，都会面临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与动物界一样），经常性地维持着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自然灾害、瘟疫和战争——使人口锐减，平衡得以恢复。为维持这种平衡，或在人口与资源的竞赛中获胜，人们扩大生产，改进生产方式；或者进行贸易、劫掠和侵略。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四、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

（续前）

1956年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掀起整个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可谓是毛泽东的卷土重来。按理说，那年的国际背景，有个匈牙利事件，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吓得不轻，共产党理当收紧舆论才是。但毛泽东却先是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一年不到，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指责共产党压制诸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之类人民闹事的做法，借此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党派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在扮演开明君主。从实质上说，毛泽东在煽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闹事。从权争上说，毛泽东企图借助党外的力量，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以报复他们在党的“八大”上矮化毛泽东的大获全胜。由于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由于毛泽东占据了党内话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不出有份量的像模像样的反对意见。毛泽东的讲话听上去与其说像是在自说自话，不如说像是代表了全体共产党的发言。党内的高层官僚未必不明白毛泽东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他们苦于缺乏话语能力，只能假装糊涂。再说，他们已经在“八大”上有所得手，不想计较毛泽东的借题发挥。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四、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

（续前）

一伙强盗抢劫了银行之后，有个分赃问题。同样，江山易手，天下易帜之后，也有个权力的分配和归属问题。历代的王朝重建，都会经历如此三个阶段：先是肃清旧朝余党，或者说余孽；再是权力分配，尤其是解决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最后王朝稳定，进入皇权——官僚集团——庶民的三角结构。这个结构在历史的三维空间里是金字塔形的，但在各自的生存平面上又是互相制约的。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其主线却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与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之争，而其主要内容，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还是发展国民经济。正如满清王朝曾经出过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治国栋梁，共产党坐了江山之后，也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治国人才。清室的开明在于，允许曾国藩及其后继者们治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专制在于，绝对不允许发展国民经济为先不搞阶级斗争。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三、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续前）

比起蒋介石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者却开心得手舞足蹈。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关延安认定的真正敌人，只消举一个例子便可了然。

起自东北铁血军的抗日英雄赵侗兄妹，1939年底、1940年初，率部二百人，在河北陈庄，遭到贺龙一二0师的伏击，全体遇难。起因是，赵侗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和器重。赵氏一家抗日，三十余人为抗日捐躯。赵母赵洪文国因此与共产党誓不两立，成了后来与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双枪老太婆”，一时名动川蜀；最后被共产党捕获，枪毙。非常有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大陆小说和戏剧，反过来把她写成共产党游击队领袖。

一

当野夫兄跟我说，他要把他跟熊召政的恩仇写出来，国恨家仇，以清理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经验时，我内心里的期待难以言喻。他很快把文章发给我看，我看后叹息着对自己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这一天来了。

我期待过文明的即时裁决，中国人当下的复仇审判。四五年前，我在不少场合说过清算审判的意义。我希望，所有文明世界的华人们，有义务寻找、组建这样的法庭，所有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有义务勇敢地承担这样的审判功能，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世界人士，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法理智慧，从而使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罪恶都能得到审判。

我当时写过这样的句子：“对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的审判自然不用多说，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中宣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法轮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