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以来的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是“家天下”的政治，是“党天下”的政治。既往的中国社会就是“家天下”和“党天下”，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党的领导；率土之滨，莫非党的儿女”，这就是古代和现代的区别。要认识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就必须首先搞清楚这是谁用鲜血清洗出来的天下，谁的鲜血就是谁的政治，谁的天下就是谁的政治。

希特勒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罪人之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与斯大林、毛泽东、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邪恶本性和类似的罪恶行径，他们都以虚伪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幌子，传播仇恨和偏见，鼓动迫害和仇杀，使用暴力强权，否定人权和人道主义。读一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会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两大罪恶势力的共同特性，同时深知为何共产党政权要严禁此书。

参加今年1月泰国清迈维权会议的朋友带回一本60页的英文小册子《文明的异议——缔造和平的一套领导方法》，截取介绍了中美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内战——危地马拉内战获得和平解决的一段技术细节。向中国与会者推荐这本小册子的捷克与会者特别叮嘱：“希望从事维权事业的中国同行能看看这本小书；如果可能，最好将它翻成中文。”该书转至我手，大致翻阅之后，觉得确有必要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于是我在全文翻译的基础上，结合中文阅读习惯，对章节进行了分合增删，表述方式做了较大调整，全文题目也更换了，为的是使所述内容在汉语里更显醒豁。也许中国目前在大环境上与当初缔造和平时的危地马拉有相当大的不同，然而促成危地马拉和平转型的精英阶层的那种堪比外科医生的冷静理性的精神状态和丝丝入扣的操作设计却是绝对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的。此小册子作者荷西•亚尔古塔（Jose Maria Argueta）是亲身设计和缔造危地马拉和平的核心智囊和操刀手之一。感谢他事后还写出这样的精彩的“技术操作说明文”以飨世界，以启迪世人。是为此文的缘起。

我们今天的会议关系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教关系的模式，另一个是政教关系转型的模式。刚才丁谷泉先生透过一个个案来讨论了教会维权的动员模式，而汪正飞先生发言的立足点与政教关系的转型模式紧密相关。中道模式是立足于转型模式，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也是转型模式，但往哪里转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刚才汪正飞先生透过纵横于西学各家之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背景。

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从教会维权到中道维权模式”，这个讨论比较具体，也触及到中国未来的政教关系模式。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处在一个大转型当中，而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所出发的，而背后更大的意义没有被发觉出来，比如说整个人类的文明处在一个大转型当中。经济发展的模式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很多方面，人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则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2000年代，我们对中国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复杂环境比起1990年代来说近了一步。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缺乏一个全球人类文明的视野。

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政权建立至胡风冤案发生前，文化界紧锣密鼓地制造出由这个政府策划和导演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和迫害事件，诸如1950年开始的所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继之而起的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运动。

1955年发生的“胡风集团”事件，与此前发生的文化界各种批判运动有所不同。此前的迫害事件，主要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和人格进行野蛮无理的诋毁和诬陷，而胡风冤案则强烈凸现这个政权的本质特点——它的暴虐性和血腥气：胡风及其朋友们受到野蛮的人身迫害、遭到紧急逮捕、反复严审和长期监禁（胡风、贾植芳、阿垅三人判刑最重、监禁最长，阿垅死于狱中，贾植芳和胡风分别被监禁和失去自由长达二十三四年之久）。

一、暴政凌辱和摧毁下的知识者标本

古往今来，一切暴政的本质特点，一言蔽之，就是仰仗暴力、辅以利诱，以各种卑鄙方式摧毁人的正直、尊严和人格，迫使人们——从精神到躯体——跪在它的淫威下，蒙受彻里彻外的人格羞辱。这种迫害至少会给人们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成为简单工具式的单向度的人，另一种是成为人格分裂或曰两重人格的人。前一种多见于青少年或智力低幼者，后一种多见于知识者。

那么，如何结束这种暴政呢？答案也很简单：当人们都站起来，维护自己生来就应当享有的权利、尊严和人格的时候，那就是暴政的末日。可是，由于人们没有同时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天赋人权，于是暴政就靠人们这种心灵上的软弱和认识上的时间差而得以苟延残喘。

毛泽东政权对中国人的正气和人格的深度凌辱和摧毁史无前例，舒芜就是这样一个知识者中被摧毁的标本。

这是一篇纲要，根据我在几场纪念加尔文诞生50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也是我在2009年经历秋雨之福教会取缔案，及目睹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面临极大困境与争战，也面对更大的契机与祝福之际，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及对当前城市新兴教会担当的推动家庭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的异象，所作的一些领受与反思。

上个世纪，由于日本野蛮发动大规模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1931－1945），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中华大地化为焦土，刚刚消灭军阀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统一仅仅3年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苦难深渊，使重新起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无论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学的，或是文学的、艺术的——遭到灾难性摧折而停滞，中华民族的人格和尊严、人权和自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凌辱和剥夺，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日本侵略军的种族灭绝式大规模屠杀。这是20世纪中华民族遭受到的最大的、永难释怀的外辱。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五、邓小平重建党天下　以“六四”血祭

（续前）

胡耀邦猝死引起汹涌的学潮，没有人感到意外。邓小平早在两年前就把胡耀邦的名字和学生运动拴到一起，学生闻讯无动于衷才是天大的怪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权力高层人人如临深渊，没有一个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变局提心吊胆。这场权争的关键，在于开明派和保守派双方谁能占领邓小平这个制高点。倘若说，邓小平象征着权力顶峰，那么赵紫阳和李鹏的拼搏则在于抢占邓小平。这本当是场一目了然的龟兔赛跑。也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紫阳都应该是兔子，而李鹏应该是乌龟。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李鹏胜出——不仅争取到了邓小平，还先发制人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兔子的赵紫阳在干什么？在金日成的宫殿里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