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民主抗争，只不过是要求当权者聆停他们的诉求。我们最起码要让人知道我们是公民，而不是被统治者，我们拒绝被统治。我们必须认识无权者的权力。这是大家都有份的社会，这是香港最后的奋抗，我们已到了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作出困难抉择的关头了。

习已不再有江、胡的运气，历史的境遇已决定，要么做伟人，再造体制，避免社会付出更大成本；要么成罪人，错过历史最后的机缘，为下一步各种社会冲突敞开大门。这只是一个时间和条件的问题了。

邓小平的治国术——实乃“误国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可能还要晚几年才能吃饱肚子，就像今天饥饿的朝鲜一样；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中国距离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普世文明还很遥远。祸兮？福兮？

纪念一个历史人物，是为了回答现在面临的真实问题和挑战。中国现在面临的真实问题和挑战，就是不纠正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坚持的政治伦理、不纠正邓小平在经济发展上的急功近利、不纠正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的实用主义。崛起的中国很可能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專制國家一般分三個階段：先靠暴力建立。然後靠謊言維持。最後靠「謊言+暴力」苟延殘喘。當一個政權到了謊言無法欺騙民眾、必須依靠暴力維持的時候，就是末日來臨。8•19事件是保皇黨的失敗。

死不认错是邓小平的特长。邓小平和改革的关係，必须全面地说两句话：他支持过改革，他最后扼杀了改革。邓的遗产，肯定有助于深化腐败，肯定无助于深化改革。当前的改革，应该是，只能是：摆脱邓小平的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硬用所谓邓小平理论，硬用所谓三个代表思想，硬用所谓科学发展观，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与其说是漏洞百出的政治诡辩，与其说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蛊惑，与其说是肆无忌惮的政治炒作，不如说是一党专制呈现的政治霸权！

法治的核心，就是统治者的公权力本身也受到制约。法律成为包括统治者在内全社会遵循的价值乃至信仰，法律成为社会最高的规则。而法制，指通过法律来治理，即法律作为统治者 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统治者也纳入到了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而后者仅仅是将法律变成了统治者的治理手段之一种。

刘之死早在毛的意料之中，没有任何意外的震撼。他依然是那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如果换一个人，逼死了“三十里路老乡党，四十五年老战友”多半会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特殊材料，没有“过意不去”的内疚，没有“过分了”的反省，更没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良心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