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历史多次告诉我们，联俄抗美，对中国的长期利益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以及鼓吹民族主义的当权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个历史教训，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重蹈历史覆辙？这当中有很多利益的算计，也包括重要的情感因素，而在这种情感因素背后，则是中国精英迷信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人类文明大势的判断力。

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 们代表着“社会良心”。

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周年，但是，互联网改变中国的乐观预期，已越来越没有人相信了。网络空间是民间唯一可以寄托的所在，但网络空间也因此越来越成为体制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无时不欲加以更严密管制。体制对于互联网的警惕和防范，以及无时不欲加以严密控制的用心，将始终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

甘粹，1932年12月生于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目前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

对那些依法维护人权的律师应该致以敬意。在欧美这些成熟的法治国家，既盛产著名的法官，也盛产著名的律师。是这些法律人共同撑起正义的桥梁，使得各种偏见、暴力和不公远离人类文明。我们国家目前的体制还难以产生大师级的法官，但是我国的律师却正在成长为世界上最优秀者之列。

时间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像高瑜那样“太敢言”的公民不是太多，实在是太少了。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继续成为在新焚书坑儒形式下摧残不同意见的国家。摧残不同意见所能导致的必然恶果是唯唯诺诺和蝇营狗苟，不可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创造性和责任感，不可能有真正爱国者的存身之地。

在中国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中，民众维权往往被公权力打压。打压者为了使打压合法化，一般都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或者污名反抗者。如果每一次民众的反抗都被暴力打压，其结果不是整个社会的死亡，就是长期的压制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爆发出来，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因此，保护每一个人对权力的反抗，不但是人权原则的体现和法律上的正义，也是真正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阀门。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现行体制缺乏批判性观察，反而颂扬有加。这不象是一个要对现状痛加改革的姿态。历史的经验是：改革都是在错误中批出来的，不是在成就中夸出来的；都是在困境中逼出来的，不是在美景中引出来的。

许多人曾经幻想，经济市场化会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一是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二是更多地应用作为普遍规则的法律，而不是直接的管理控制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体制的社会管理手段并未出现质的变化，而只是作了相应的变化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