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来讲，维稳体制内在于极权体制下有限市场化改革这一进程，是统治者坚持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逻辑产物。在这一逻辑之下，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维稳体制也就只能是越发刚性和强化。指望前任政法委领导的倒台后会有改变，又或者是指望新一届领导人作出重大改变，都是不切实际的。

民主转型的实现，并不以存在一个天使一般的中产阶级为前提。民主政治既借助中产阶级的崇高，更借助中产阶级的自利。当中产阶级开始通过推动民主政治来捍卫自身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全社会的成员通常都会连带受益。中国的中产阶级终将意识到，没有中产阶级的民主，是民主的缺憾，没有民主的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不幸。

从两会代表出现对民众歧视乃至仇视性言论与提案，以及民众对此作出的愤怒声讨与抗议，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官民阶层裂痕流淌着的淋淋鲜血！一个如此割裂的社会，已经带来高涨的官民冲突，制造出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因此承受着不尽的伤痛。如果不尽快设法寻找到医治、弥合这种裂痕的良方，中国社会的灾难性冲突及其长期动荡恐在所难免。

普京可以靠民族主义掌权，俄共可以靠民族主义当反对派老大，但库奇马与乌共的“亲俄”却使他们谁都不可能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旗当虎皮。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

公民按照我的想法，个人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自由。公民和公民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公民跟国家是什么关系呢？国家对待公民应该是公正。所以我认有这三样，这个国家就是好的，没有这三样，这个国家就是可爱可不爱的。

虽然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首席大法官无非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标签，但是在各宪政国家的宪政史上，作为宪政最重要的制度装备之一的司法独立向来不仅仅是制度的设计，而同时必然是法律共同体共同不懈追求与努力的产物。其间，尤其在转型时代，法官们通过具体个案对干涉司法的各种势力的抗争也从来处于司法独立史的第一线。

代议制度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生而享有一些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唯一合法目的就是捍卫公民个人的生命权、现代民主政治是代议政治。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士)！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

许多中国民主人士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被迫流亡了近25年， 我们对流亡藏人因思念家乡而所受的煎熬感同身受。今天， 在这个痛苦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再次承诺我们将一如既往，肩并肩朝着自由和家园迈进。我们一起在充满真理、正义和慈悲的道路上每迈进一步，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