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集会游行？

在西方社会多数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缺乏尊重政治自由、基本人权的专制国家。欧美各国在定期的“人权报告”中，无不时常指出中国各种侵犯人权的恶行或规范。在这之中，特别受瞩目的，就是关于中国的集会游行的人权状况。各界都指责，在中国，政府高度限制集会游行活动，人们没有上街头抗议、集结人群对政府表达不满的权利。从“六四”镇压的阴霾，到对法轮功或各种政治异议者的逮捕、迫害，“不保障集会游行权的中国”，几乎已成了中国遭普世各界所质疑的形象。

李衡（以下简称李）: 首先，谢谢您接受采访。大家很关注许志永博士的情况，您有没有他的最新消息？“公盟”在尝试将所有的税款和罚款按期交清，如果“公盟”能够按期如数将所有款项交清，您觉得他有可能被释放吗？或是仍然会被判刑？如果他可能被判刑，将定他什么罪？刑期将会有多长？

（一）“后援会”的性质：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非政府、非营利的人道主义组织（注册号：INC9884000），旨在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关押的良心犯、宗教犯。“后援会”成立于2005年3月24日。

（二）“后援会”的宗旨：

1、无名或知名度低，并且生活贫困的系狱者是“后援会”帮助的主要对象。

2、通过经济援助，使系狱者本人在监狱里能买得起罐头、方便面及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使系狱者的家人有路费去探监，使系狱者的子女不必为学费发愁。

3、在“后援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帮一个是一个，多帮一个是一个。

（三）“后援会”的组织形式及财物管理：

“后援会”的组织者、捐献者均为义工；召集人为孙立勇，负责联系捐助人及受助人。

政治问题用“非政治”手段解决

“政治问题用非政治手段解决”，这是中国当局各权力机关的一个默契。中国早已同国际“接轨”，形式上中国没有“反革命罪”，没有政治犯，但谁都知道中国监狱里关押了大量的“政治犯”。“反革命罪”没有了，但代替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直接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说作家、学者或普通公民因写批评当局的文章，以言入罪，他们的人数似乎还有限，但许多政治案中，受害者却并非以政治罪名坐牢，而是冠以什么偷税漏税、非法经营、嫖娼偷盗、妨碍交通、扰乱治安、私藏炸药等等。如刘晓波、胡佳等冠以“煽动颠覆罪”；而郭飞雄冠以“非法经营罪”，陈光诚冠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等等。

在当局实施的更多的政治迫害中，甚至无需司法程序，也不需要“罪名”，而直接进行打击，软禁、恐吓、暴力袭击、经济制裁、株连家人……，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会使出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公盟”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迫害案例，当局加于“公盟”的罪名是“偷税漏税”和“非法组织”，其动用的也不是公安警察，而是税务和民政部门。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句俗话原指人生的无常和灾难的不可预料，而在“罪刑法定”的司法领域，是决不应该存在这种现象的。最近，年届70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维权人士林大刚先生被国保突然拘捕，身陷牢狱。“六四”20周年前夕，我因身穿纪念“六四”的文化衫上街,被非法拘禁10天。6月10日，我结束了被幽禁的生活，从一所寺院回到家中，想不到林老先生却在这一天进了牢狱。

此前6月2日，我正处于幽禁之中，外界不知我被拘禁的原因和下落，老先生颠簸了一个小时，从椒江赶到临海，来我家中登门探访。使我内疚的是，一心忧虑丈夫的荆妻连中饭都没有请老人吃。我出来以后，一直想向他表示谢意，但始终联系不上。短信发到对方手机上了，但没有回复；电话打通了没人接，忽然又关机；忙碌和疲倦之中，一时又腾不出时间到椒江亲访，而且我从来没去过他家，跟他的家人也素无联系。我事后得知，老人6月10日傍晚被椒江国保传唤，第二天就转为刑事拘留，一星期以后即被正式逮捕。

记得去年春天老人赴京上访被拦截并遭非法关押，我曾报道过两次。这一次，我担心他又因为上访被拘禁于某一个宾馆了，却决然想不到他已身陷囹圄！

最近以来，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特别是邓玉娇刺淫官案引发海内外舆论震荡，导致网怒如潮，民间立场一边倒地团结一致，毫不含糊地表达与权贵针锋相对的情绪对立。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民众对事实真相的渴望和对政府行政与司法执法的绝望。

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发生的命案是最新的一起。2009年6月17日晚20时许，该酒店24岁的男性厨师涂远高的遗体在该酒店门前被路人发现并报警。警察认定此案为坠楼自杀，但家属却认为死因不明，有诸多疑点：案发现场竟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死者坠落地点竟没有血迹；该酒店大门用木棍牢牢地从里面封住；该酒店空无一人，事件发生后，酒店方面一直无人现身，它的老板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无法揭开谜底。为此当地7万居民，团结一致，协助死者家属拒绝交出尸体，“护尸”80小时要求揭开真相。在此期间，警方多次试图抢尸，而石首市7万名民众涌向街上，从6月19日至20日连续多次与警方激烈冲突。警方使用防暴车辆和消防车辆，向市民扔掷催泪弹、喷射高压水柱；民众则用石块、砖头和酒瓶予以回击，将试图抢尸的武警多次赶跑。现场秩序一片混乱，多部政府车辆被打砸，永隆大酒店火光冲天。

经济衰退，民生维艰，城管与摊贩动辄血刃相见，尤见官民对抗暴烈。国民虽无持枪权，然摊贩持刀捍卫生存权，任谁也不可剥夺。“公民之不服从”戳穿“和谐”假象。城管本不似警察具有国家暴力属性，但近年屡以暴力角色粉墨登场，依稀可见中国大陆以暴力做后盾的制度生态。

一

先说说笔者两次见识城管执法的独特经历。8年前，约一朋友在深圳福田区福华路服装市场对面吃饭。朋友来后在附近小店复印资料，我等在门口吸烟。突然一辆城管车驾至，斜横堵住旁边小巷出口，一时间鸡飞狗跳。眼尖手快的小贩挑起担子、推着车子窜进小巷深处，只有巷口一卖烤饼的新疆男子被抓个正着。五六个城管二话不说，推开这男子，要将炉子没收抬上卡车。新疆男子死死抓住炉子不放，不断哀求。这可惹怒了这帮执法者。一伙城管围住新疆人拳打脚踢，顷刻间新疆人脸鼻流血，倒卧在地。

这是城管一次有预谋的整治行动，随车跟来深圳电视台俩记者，跟踪拍摄。原本看热闹，但我立马明白过来，这次行动是城管有意邀约电视台记录他们的功绩。铁腕整治，媒体见证，岂容反抗丢面子，何况遭到的是在深圳被惯常贴上“小偷”、“骗子”标签的新疆佬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