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奠基于革命权之上，不断革命是其内涵。一旦政权成立，政府机构运转起来，就好像成为革命的对象，需要督促帮忙改正的对象，要不然总是与目标偏离，也就是总是会做出明显的或者隐形的侵害人权的事情，一掌权就成“逆流”，这是毛泽东式的警惕。

前 奏

现在是2009年8月11日下午5点41分，我与吴永生长老的交谈接近尾声。旁听已久的银发老太张凤祥耐不住，捡起话头儿。我连忙起身，换了个座位。吴长老的脸颊有些抽搐，而目光却从容不迫。我连声说休息吧。他却摇摇头，将一份宣教小册子递我手中。

去年12月初的时候，林大军就在电话里神秘兮兮地说：“马上要救一个人来曼谷，什么人，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又要花一笔钱了，唉……”

我期盼着这个新来者是鲁德成那样的反共勇士、或某位能量级的叛逃官员。12月21日，林大军从柬埔寨风尘仆仆地来了，说人已救到曼谷。跑到新来者下榻的廉价宾馆一看，原来是一位满脸痘子的小妇人，微胖的体态，油亮的大蒜鼻子晒得发红，活脱脱一个40多岁的香港叉烧包店老板娘，但她可掬的笑容，却流露出一种虔诚修炼者惯有的憨态。一问，她果然是法轮功修炼者。

一、 马国春

马国春生于1959年1月19日，北京市人，原系首都钢铁公司第二建筑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7时许，他与许多北京市民一道在屠杀最惨烈的海淀区木樨地截住一辆装满武器的军车。市民们一拥而上，将车上的武器装备予以捣毁。马国春从车上拾得3枚催泪弹后，继续向西阻止戒严部队。当其行至公主坟交通中队门口时，看见一队满载戒严部队军人的军车正朝天安门方向行驶，马国春忧心在广场上的学生的安全，当即引燃3枚催泪弹掷向戒严部队军车，结果被当场拘捕。

在中国大陆，上访蜕变为一种诱饵和陷阱，暗无天日、来回踢皮球的体制日益令人绝望。难以复制的小概率的成功申冤的个案，以及杨佳和邓玉娇似的决绝，成为冤民在漫漫长夜中仅有的精神寄托。

2010年1月6日，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的遗孀刘月红，到北京上访被湖南驻京办控制。拥有一定背景的刘月红，要想申冤尚且如此艰难，其他人等可想而知。官方认定杨宽生系精神抑郁自杀死亡，警方推断的自杀过程异常惨烈和血腥：杨宽生先后使用菜刀、剪刀和水果刀抹颈、割腕，血流一地之后又触电未果，最后选择了跳楼。

中国的黑社会五花八门，特别是中下层，但是官员和黑社会勾结，共同作恶，则是中国当今黑社会犯罪的“特色”。大量案例证明，黑社会常常有政府官员作黑后台。像此次重庆薄熙来打黑，就是拿黑后台司法局长文强开刀。中共政法委曾对媒体宣布：“从2006年2月全国开始打黑以来全国共打掉了黑社会组织1200多个，抓获了涉及嫌犯8万 7000多名，铲除恶势力将近1万3000个”，但是其隐瞒了真相的另一面，就是这些黑社会团伙究竟牵连多少官员，有多少官员是它们的后台。

唐福珍惨烈地自焚死了。逼她走向绝路的成都金牛区城管，遭到了举国上下不绝于耳的谴责。这些年来，蔑视老百姓生命财产，肆无忌惮野蛮强拆民房的暴行，可以说比比皆是，日甚一日。面对弱者凄惨的哭号，我们可爱的“执法者”为何如此毫无人性，铁肠冰心？原因很简单：官商勾结，迫不及待，或欲瓜分国产民财，或为捞“政绩”，加冕高升。当然，他们胆大妄为也不是全无凭借，他们有一把“尚方宝剑”——《城市房屋拆迁条例》。

在泰中国难民申请者有多少？我手头没有权威资料，也没有条件做调查，据说常年滞留在泰国的中国难民申请者——包括被拒者和已获难民资格者约有1000多人。这个数字大概可信。据我的观察，在这些中国人中，除极少数中共特务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混难民群体和真实的受迫害群体。

今天，为什么要纪念赵天恩牧师呢？论机构，他创办的中国福音会并不是一个规模超级庞大的福音机构；论神学，他并不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世界级的神学家；论布道，他也没有某些布道家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能力。但是，在中国当代基督教发展史上，赵天恩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是一位被上帝使用和祝福的牧者，是一位有异象的牧者，他对中国教会史的研究和对神学教育的热忱，他对家庭教会悉心的牧养，他对知识分子福音工作的重视，他对中国宗教自由的发自心底的呐喊，他对“三自”伪教会及其背后的无神论政权的批判，在以上每一个领域影响都长久和深远。赵天恩牧师于2004年去世时，我刚刚受洗归主不到一年时间，无缘亲身领受他的教诲。而此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城市教会的兴起和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正是赵天恩牧师生前最为憧憬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