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社会民生

陈子明

与法官的互动

1991年2月2日上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1月31日签署的(90)京检分审字第544号起诉书副本送达秦城,由狱方交到我的手中。2月4日,合议庭审判长和书记员前来秦城与我见面。我问他们此种谈话的性质,他们说,这是“法官开庭前提讯”。这属于中国法院的“潜规则”,如果按照世界惯例和中国刑诉法,法官应当直接开庭审理。但是对于我的案子来说,这个“潜规则”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因为如果我在法庭上提出一些要求,他们完全有可能置之不理。

廖亦武

前奏

这个绝地信仰的故事,我早在今年春天,就从朋友余鲲嘴里得知。当时他敦促我火速去千里外的大理采访,否则就“人走茶凉”、来不及了。但是我这厢杂务缠身,一直拖到夏天,才有机会出行。

汪明珠

死难后的赞歌掩盖

央视新闻频道中,身着军装的歌唱家谭晶正深情地演唱《生命》。这是就刚刚发生的湖北荆州大学生救人遇难悲剧所展开的“主旋律”宣传工程的节目之一。

吴高兴

每逢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关为什么从来没有中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的议论总是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这再一次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情结。

王玲口述 野靖环整理

7月下旬,我又感冒了,发烧、嗓子疼、咳嗽,后背和两个肩膀又胀又疼,头像要炸裂。好几天了,我几次写“求医申请”都不让我去看病。

何清涟

几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宣布要在全国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并声称“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至少使1.4亿农民受益匪浅。用百度搜索,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章竟然多达299万篇。但最近有几篇只能在个人博客里有限流传的文章,却让所有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与不少“三农研究”的文章黯然失色。

廖亦武

2009年8月3日中午,我和老母辗转千里,自四川成都抵达云南大理,入住老牌先锋诗人野夫在苍山脚背租赁的农家院子。

野夫出远门,看家护院的,是一位叫泽鱼的佛教居士,圆脑壳大肚皮,皱褶颇丰的下巴和后颈窝,开口闭口皆笑,惹得我等连声惊呼“弥勒佛转世”。此种吹捧非同小可,于是泽鱼甩动长袖,翻动短腿,数着菩提念珠,率众下得山来,在悬挂着《麦加朝圣图》的穆斯林清真馆为我们接风。

何清涟

中共宣传部门与部分“愤青”习惯性地将批评声音说成“海外反华反共势力”所为,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一些官员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言辞,不仅是对中国真实状态的最佳写照,也是对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最佳解构。

曾节明

采访者:曾节明

受访者:孙树才

采访地点:曼谷,安鲁萨瓦里广场,Center One商厦一楼麦当劳餐厅(后转到广场公园)

采访时间:2009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

采访缘起:第一次碰见孙树才是在今年5月19日的“六四”20周年公民行活动上:有一个特别老的老者,顶秃发白,高鼻梁上架着眼镜,仪态贵重;本以为此人是一个家境优裕的泰国老华侨,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位以八旬之高龄流亡泰国的政治流亡者。

陈子明

与检察官的碰撞

1990年11月23日晚,张预审员在提审时满脸堆着笑意。他说:先报告你几个好消息——王之虹已经释放回家;社经所团体的郑棣、谢小庆、于国禄等人也已经解脱;包遵信、刘晓波、王丹、吕嘉民等人近日将获准与家属见面。他手里攥着两张之虹出狱后的照片给我看,我要把照片拿过来细看,他又把手缩了回去。他说:还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出示了北京市公安局长苏仲祥当天签发的673号逮捕证;我问他还有什么文件,他又出示了检察院的逮捕批准书。在两个文件上,逮捕的原因都是“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

廖亦武

采访缘起

见识过若干川菜厨子,却极少见识周半岛这种头脑特别的厨子。

2009年7月22号,举国看日食;在日食前两天,受我家妹妹邀约,在半夜两点多钟,跑到人民公园附近吃鬼饮食,也就是著名的“老妈蹄花”。这个标准的苍蝇馆子,据说有20多年历史,几经搬迁,依旧一烂摊子,却深受广大夜游神群众,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拥戴。真是超级火爆,大马路旁,折叠桌子从堂内延伸至堂外,终于挤满街沿,可还有不少夜不归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桌凳,就将清炖猪蹄及其蘸水搁地上,蹲着吃,一口蹄花一口酒,还不忘啧啧赞美:骨头都是酥的!太安逸罗!

陈子明

三、六项要求与三项原则

我在第一次提审时就提出了六项要求,包括看通缉令、说明收容审查的法律依据,说明妻子王之虹目前的处境,提供广播报纸,解决借阅图书问题,提供充足的文具纸张等。如果专案组不满足我的全部要求,我就不开口说话,给他们来一个“零口供”。这个对策击中了专案组的要害,他们为了让我说话,同意了我的全部要求。

看通缉令、说明收容审查的依据,这两条比较好办到,从专案组的答复中,我得知“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一条本来是用于收容不肯说出自己身份地址的“盲流人员”的,现在用来对付从鲍彤、戴晴、于浩成到我们这些人了。

提供广播报纸,借阅图书,这两条也是好办的,因为这是秦城羁押者的一般待遇。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信息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是至关重要的。

余杰

聂绀弩是何人?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了。这位命运多舛的未竟天才,早年投身黄埔,后又弃枪持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第一人,其旧体诗更被视为“千年诗歌传统中的天外彗星”。他是一名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其性情恰如鲁迅所说“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虽然是一名参加过“左联”的老资格作家,但其性格难以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每次他都在风头浪尖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及关入监狱,前前后后达20多年,还因为作诗攻击伟大领袖,差点被判处死刑。

曾节明

采访者:曾节明

受访者:周晓萍

地点:泰国曼谷市帅利瓦里附近的贫民窟

时间:2009年8月20日

采访缘起:我携家带口流亡泰国近10个月,一直找不到工作,靠一点微薄的稿费根本入不敷出,从中国带来的积蓄日渐窘迫,因此急欲找处廉价的栖身之所。浙江来的政治难民老高夫妇热心肠地帮我找了一处地方,并不顾退休的年龄,冒着热带亮白刺眼的骄阳,亲自领我去看房。

文强

在1998年四川民主党组党风潮中,黄晓敏是递交申请书的三人之一,他总是这样义无反顾。

怎么说他呢?要知道在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是卧底呢!如果他不进监狱,人们这个看法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改变。人们说中国的九十年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对我来说,总觉得它坏的地方比较多。于是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呆在租屋里。一天,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黄晓敏”,他还说他也曾参加过“八九”运动,现也在成都,希望有机会能见面。我以为当然。

何清涟

中国媒体最近在热议“官二代”与“富二代”现象。其实,“官二代”与“富二代”虽然都属于富贵行列,但二者所代表的社会内涵完全不同,其主要区别在于两者占有社会资源的渠道及引发的社会后果都很不相同。富二代”继承其父辈拥有的经济资源,如财产、公司等,在所有的社会当中都属于合法继承。但中国的“官二代”继承其父辈的权力或者职业类别,却是其父辈滥用公共权力、不公平地挤占公共资源(比如公务员等公共职位)的结果,它所揭示的是中国社会阶层流通的正常管道严重梗阻,标识着中国正在向身份型社会倒退。

廖亦武

采访缘起

光棍刘长五与共和国同龄,打小习水墨,在本城国画界颇有些资历,据说每挥毫一次,能赚银两数千。只可怜我这等眼拙者,望穿秋水也品不出其中真味。

但弥漫在他生活里的腐朽气息,我却在十几年前,就深深地感受了。那时他与喝胎儿滋补汤的养生专家迟福形影不离,两人财力和志趣相当,均为世袭“成都土著”,一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好歹不分,歪打正着——此等货色,在中国其它地方很难见着。

而今迟福西归,遗下长五,犹如城隍庙的一对鼓槌,只剩一只敲得响,不禁令我暗自叹息。于是悄悄启动录音行头,将种种不堪入耳之低级趣味,收入记忆之囊,也为以后的读者,增添一点市井谈资。

时间:2009年5月18日下午;地点:成都西面仿古旅游景点宽巷子龙堂茶座。天色晦暗,过客如织,犹如胡乱篡改的历史,看不出头尾。

野靖环

这一天一共进来了七个“新生”,都坐在大厅西侧的两排小椅子上,面朝西墙。我们被要求按“规范坐姿”坐好,坐姿是挺直腰板、两腿并拢、脚跟靠齐,双手平放在大腿上。我大约只过了十几分钟就觉得腰酸腿软屁股疼,从肩膀一直到胳膊都麻木了,两只手胀得难受。我很想活动一下,又不敢,因为刚才有几个人已经被训斥了。我们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管旁边出了什么事都不许看。

在墙角还有两个人。我的头虽然不敢转动,但是我的眼珠向右面一转就可以看见她们。

一个人面朝墙笔杆溜直地低头站着,可是她的鞋跟却没有提上,而是被脚后跟踩着。雪白的袜子踩着黑布鞋,特别显眼。后来才知道,她叫张小敏,因为晚上洗漱完了回班后穿着布鞋、踩着鞋后跟在班里走动时被队长发现被罚。

另一个人面朝墙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蓝色塑料方凳子上(后来知道这种凳子叫“高板儿”),她左脚的脚尖着地,右腿搭在左腿上,就像常说的“翘着二郎腿”。她俩像雕塑一样,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

我早上一进来九大队就问过厕所在哪儿,可是听到的是“等着,统一去”。等啊,等啊,肚子都咕咕叫了,才让我们上厕所。

余世存

我知道刘晓波很早,认识他却较晚。1986年考上北大,第一次听演讲就是听他的。几百人挤在大讲堂,听刘晓波在台上口若悬河;一个北师大的年轻人,据说是中国人文界的“黑马”,来北大演说,所说多惊世骇俗之语,比如说他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悲哀,他路过友谊商店,看到一瓶酒值几千元,想到知识分子一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一下子感觉被打倒了,他说这里面有问题。当然,他也骂了知识分子,说新时期文学暴露了他们的低能、软弱,骂了一些所谓的大家学者爱以温柔女性之手来抚摸年轻人,他还骂了屈原的奴性忠君之类。 我那时可能土得掉渣,还未接受什么北大精神的洗礼,就当然地站在北大人的立场上听一场演讲,不免为北大无刘晓波遗憾。演讲结束,大家提问,才意识到刘晓波有些口吃。问答了些什么,我多半忘掉了。只记得刘晓波念着一张张的条子,回答问题,其间念说:“刘晓波,我想揍你一顿!”晓波说:“这,这是谁,谁呀,上来呀……”全场轰然。
显然,我的这一回忆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当年在场者多了去了,他们可能有另外的记忆。我珍爱自己的历史记忆,虽然自那时起我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台面上的英雄,但我不吝惜有机会为历史中的英雄致意。

陈子明

关于秦城监狱,已经有很多人介绍过了,这里只抄录我写于1990年7月15日的一篇散文(未完成),对于我在其中呆了483天的监狱状况有所描述。

人与鸟

    秦城是一个人的封闭世界。来到这个久闻大名的神秘城堡的那一天,我曾留意有几道架着电网的院墙,但终究没有弄清楚是三道还是四道。至于我居住的“匚”形楼,则肯定要经过三道铁门才能进入牢房。

这座楼全部都是单人牢房。每个居民拥有2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包括卫生间),外加10平方米的放风场,居住条件相当优裕。但是,除了不时从直径1厘米的窥视孔中向内张望的卫兵的黑白分明的眼珠和每日三次送饭送药的板着面孔、不报姓名因而也无法称呼的管教员外,再也见不到其他的人。根据这里的规矩,也不允许家属探望,尽管有些人已经关了一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