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前，即使是在山东这种遭受列强侵略的地方，政府也是不允许民间势力与教会对抗的，因为此时中央政府对西方列强采取的是妥协政策，至少官方在明面上还必须保护教会。但是变法失败之后，整个朝廷的政策向后退，新法尽废，就连此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合理政策也被废了。

从夹缝中成长，在围剿中前进，用抵抗回应镇压，这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宿命，中国转型的宿命。唯有不屈不挠而且有理有节的抵抗，街垒战一般反复争夺的抵抗，才能让镇压成本最大化，动摇镇压意志。就此来说，中国的转型无非是意志的对决，毅力的较量。

习近平政权，不管多么想保住“红色江山”，不管打出什么新的改革旗号，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外部，而现在的压力，则主要是来自内部。不仅民怨沸腾的社会不满穷于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和利益争夺，同样是难解之局。

司法不独立，商人没安全感。言论不自由，文人没安全感。不施行民选，官人没安全感。中国的官员最没安全感的是，他们需要陷害人，这是刚需，又要被人陷害，这也是刚需。他们必须交投名状，这是肛需。家人远走美国，银行户头在花旗。悲哀的是，身在敌国的人质是安全的，身在本国的官员，却度日如年。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中国的各级律协完全没有独立性，甘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挥和操控，其行为完全顺服政党意志和意识形态。这种一切听命於公权力、专门坑害人权律师的“律师协会”，全世界还能找出第二家么？

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

对于执政党来说，挖出这些贪官有利于其政治声望，有利于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然而，这又是执政党的巨大损失。如果执政党任用他们的同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避免贪腐的环境，相反却让他们处于一个保护贪腐的制度结构中，他们就有极大可能走向犯罪。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週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00週年、七七事變77週年。種種事像表明，天下並不太平，東亞地區尤其波譎雲詭，70年前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非理性历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