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之所以被镇压，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思想运作仅停留在浅表层面，远未渗透至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的深处、要害处。整整1/4世纪逝去了，启蒙的问题依然留存如故，并无进展的迹象，现今提及的人不多，这是可悲的。民主的真实内涵是“主权在民”，由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为此，人，需要建立起个体意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这样的一种公民人格素质的建设，不是单纯地在政治制度领域里运作的事情，并且也必然受制于多种社会的要素。

用暴力统治老百姓，最终只能换来老百姓用暴力对付你。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推翻另一种暴力，周而复始。而要走出这个循环，只有一条路，就是法治，就是民主，就是人权。就是给老百姓基本人权保障，有冤情有处申诉，就那么简单。

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屠杀这场巨大悲剧的直接承受体。她们在黑暗中挺直了脊梁，相互扶持，为"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抗争之路。天安门母亲运动集民间群体维权运动、人道主义运动和公民抗争运动的特征于一体，她是89民运的后继运动和实践中最重要的群体运动之一。

在市场新极权的全面控制和持续压制之下，通过社会发育以壮大公民社会，进而推动渐进转型的图景越来越显得虚幻，不过，历史并不会终结，取消权利和全面控制的极权体制从根本上有违于民众的意愿，即使没有持续的社会发育，内心的反抗却不会停止，当特定的机遇窗口出现，历史就将迎来不可预期但又不可避免的新变化。

胡石根早已非当年的青年才俊形象。这位一无所有的出狱政治犯，一直在忍受着妻离子散的巨大痛苦，因为他总是将其欢愉的一面留给他人。政治犯的心境往往是悲怆的，四周弥散着忧虑，这忧虑由对家国难舍的牵念与个人的身世浮沉交织而成，但胡石根不是，在他面前你很难伤怀起来。

习近平上台后，试图要转变对付民间社会的模式：从这一转变已经发生，2013年“西单四君子”事件可以作为开端；当局在打击过程中收集信息、观看反应、摸索经验，继续深化和强化这一新模式。这种转变可以称之为“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或者“从控制模式到清洗模式”。

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现实的阻力。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这种权贵体制及其弊政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往都绕不过这堵墙。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

习近平现在不是四面出击，而是八面出击，这样做对自己非常不利。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有意为之还是失控？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别无选择，因为总的来说，习近平的选择是大势使然，这个大势就是中国社会的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