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不顾一切阻止意识的变化多元、自我生成、自由发展，修一堵腐朽的墙，最终无法阻止单一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怪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仪式，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这种语言唯一的功能就是伪造现实、自欺欺人。

在政治权力拒绝监督的情况下，生存在夹缝中的市场化媒体试图从商业权力监督打开缺口，以行使公众代言人的媒体本能，维护公众的利益，也使自己的记者活得有点尊严。但是，这条道路充满了血泪。陈永洲认罪并不等于有罪。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

陈永洲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均已堕落不堪。这三重黑暗搅在一起，最后构成了“大黑吃小黑”的局面。可以预言，陈永洲事件的最后结局其实并无公平可言，因为决定结局的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参与几方谁的靠山更强大。

对习近平来说，什么是他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呢？有两点是他紧紧把握而不容松动的：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容质疑，不容否认，必须坚定地贯彻到社会各方靣、各层次，而且以相应的组织结构予以落实。二、对各种惊动党国的异己者的压制和取缔，即专政作用不容忽视，不容松绑。一个是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个是对异己者的专政，这两项权力才是习近平把握政治方向的基本动力。

網絡形勢值得嚴密關注。為了不上當，需要多思量。好在用不著驚慌，無非進進退退，退退進進之類。我看主旋律根本不具備毛澤東的才具。極而言之，就算他搞成第二個文化大革命，想必有第二個江青被押上法庭，這是可以預料的。

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搞不下去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那些支撑经济自由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有钱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中国实体经济人财两空，这样的经济自由化如何能够持续下去呢？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动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这就要求中共还权于民，还权于地方。

中共以苏联崩溃作为镜鉴其实是一种政治误解。中共既然不想走东欧道路，也至少应该避免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结局。中共大可不必要再纠结于“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而应该向它学习，尽快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很清楚：如果由中共政治利益集团主导政改，所谓“清算”，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均可控制。

行政改革不难，难的是如何保住改革的成果。保住改革成果的唯一可能，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带头，最高领导人，同时扮演政府和市场与社会双重保姆的身份，而且没黑没夜地操劳，也许可以保住改革成果。走到这一步，我们再次依稀看到了古代明君贤相的影子，操劳的大禹，吐脯的周公。但愿，这些都不是古代传说的神话。

毛泽东已经死了几十年，再有神威，现在大家也不会感到恐惧了，今天谈论他的功过，甚至所谓将其拉下神坛，恐惧的都不再是他毛泽东，而是现在的活人。半个多世纪后，再来看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都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没有这“三面红旗”，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饿死。这原本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然而担当着当今中国天下重任的后人却不肯记取，而且以实际行动在继承和实践毛“遗志”，继续重走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