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说要建设“和谐社会”，但一个布满摄像头，充满猜疑和恐惧的国家又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没有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最让人恐惧的还不是坐牢或酷刑，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监视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你不再相信自己，更难相信他人，这是受监视的透明生活最可怕的后果。

习近平没有跳出“专政右派”邓小平的掌心。 《决定》前景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当局对于邓小平时代的“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人们对于《决定》所描绘的“改革开放”前景，是不可能感到乐观的。

三中全会这个符号，其实在35年前就已奠定了一个天花板。针对这次会议，于个体而言，人身权与财产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流动的空间，这是改革的关键标志；于政体而言，一个侏罗纪时代的恐龙想要挪动它笨重而懒惰的身体，很难很难。变，总比不变的好，这是适者生存的前提。

我们的政府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却只想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承担。而西方相反，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人民却要其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

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抛脱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

习近平在过去执政的一年里，严管舆论，严打网络和公民社会，与民间和知识界结怨甚深。这一年的打压，和他的双控举措——舆论控制和社会控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三中全会前夕的改革氛围和共识基础。不少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当局推动大动作改革，没有任何信心。三中全会前，他们曾对习近平政府抱很大希望，结果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许多人承认，他们对习近平看走了眼。

中共是一个精于计算未来的党，因中共的历史太黑暗使它善于遗忘过去，而不是善于计算历史、反思历史。近三十年来，中共善于忘记过去和眼下充满矛盾和纷乱的一切。当前，它正计算2014-2049年这35年的“美好未来”，其中，一个是中共建党100年，一个是中国建政100年，中共当下的领导人试图把未来的“中国梦”装饰好，涂抹好，让人们忘记过去，只展望美好乌托邦的未来，同时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党。

当社会暴露巨大的丑闻，一些伪善的把戏被戳穿，大家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大范围内进行欺骗活动是极其危险的事，是极严重的犯罪。他的损失虽然未必计算得出来，但是社会道德水平降低，后果无法估量。无论个人、国体或政府，如果经常说谎，最后会受到谎言的报复。

目睹昔日的“老大哥”业已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曾“以俄为师”的囯人来说，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奖的书面演说中有一段话，恐怕大有必要三复斯言：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