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社会底层给好处”，就是不要太拿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律师、白领、民营企业家当回事，只要把实惠给到社会底层，就可以掌握群众的大多数，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的实质，是民粹主义的精髓，也是有过底层经验的“红知兵”自认为拿捏到位的一条红线。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传统思路，有些观点把西藏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企图“肢解中国”的官方阴谋。且不说这是出于想像还是确有根据，但至少还应同时看到，现实中的西藏问题还存在另一方面，即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

我感到习近平逼著高官们进行毛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完全从权谋和策略来解读，这样解读不符合他的性格。我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又一桩堂吉诃德式的"壮举"。我记得在小说中，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做了几天总督。我们现在有可能在现实中看到这样一场大戏：堂吉诃德做了皇帝。

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这个“天问”也就是“民问”。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

1949年“十一”以后，中国“解放”了，倒退了。民权重新被视为异端。专政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又上升为天经地义。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领导权远远超过了任何暴君或圣君。凡是“解放”了的中国人，都应该服从党，必须归党支配。

暴民政治和极权主义体制在德国和苏联大行其道。假、大、空的意识型态在英雄主义口号下摧毁人的良知，形成洋葱般中空的极权主义统治。现代性遵循全球化道路的发展存在着自我毁灭的逻辑。

这个社会在走向法治社会的路上蹒跚踉跄，缺乏程序正义，权力对司法常有侵害，以至于法律常常成为权力者予取予求的百宝箱，而不是捍卫公众权利的神圣条文。社会管理中长官意志、随意性功利性，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令人生畏的系统性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你不去找麻烦，麻烦可能找上你，每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

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任何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独裁专制国家。它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大旗，却干着最无耻的暴行，这些你课本里永远看不到，它们课本里充满了谎言与血腥，它们对百姓残酷无比，你爸爸是这该死的制度牺牲品。你要记住，你爸爸不是暴徒，不是罪犯，他为了捍卫尊严，为了自卫，请你昂起头做人。

所有人都明白，只要经济繁荣还能持续下去，中共是不会垮台的。而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不看好中共政权，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混不下去了。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吗？种种迹象表明，确实如此。事实上，连当权者也在为此做准备了，刑拘王功权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未雨绸缪。甚至一些继续唱好中国经济的所谓专家，也是在为掩护权贵和资金外逃释放烟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