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比喻，没有文化框架支撑和生态底座承托的社会就像走钢丝，一旦失去平衡就只能一坠到底，而没有可能坠落半途再返回钢丝。所以且不谈今日中国还没有发动革命的条件，即使真能发生革命，导致的结果也会是同归于尽。

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包括不当言论的自由；不当言论只能依法律的明文规定处罚，绝不可越法妄为。宪法规定的监督控告权，应当容忍可能存在部分不实、但没有恶意造谣故意的实名举报。网络谣言必须依法打击。突破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可公诉的诽谤罪作扩大解释，以寻衅滋事罪惩治网络谣言，是公权的肆意滥用，危害远甚于谣言。

公权滥用不只是批评政府的一个口号，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实际政府行为——如此频繁，以至我们都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不论举证如何困难，也不论自己是否道德完人，我们都要对公权行为的目的正当性追问到底，否则就只能进一步纵容公权滥用。

提要：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焦大精神不乏当代传人，这才有了“林语堂语录”的流行，网上总结为“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暂住中国，胸怀钓鱼岛者大有人在。一种跨越时代且广泛存在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一定有其历史的渊源，并在当下找到存活壮大的土壤。而在我看来，这种焦大精神，其实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且绵延至今的某种深层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才有了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官家主义社会有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但是具有不稳定性。转型国家两大类，一类是封建王国，如西周或日本、英国：很多贵族架着一个王，贵族有自己的地盘和权力，转型比较顺畅；还有一类官僚帝国，如法国、西班牙、德国：没有独立性，也没有权力制衡，即所谓的官家主义，转型比较困难。

“China”在罗马教廷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及其沉重、复杂的词汇；当每一位中国信徒跋山涉水在仁爱的圣父前喊出“China”时，饱含着多少冤屈和呼求。天主教在中国与基督新教一样广受压制，但由于天主教的神权和行政中心罗马教廷被政府看作“境外势力”，天主教徒所面临的迫害和钳制更为罄竹难书。

有人说“谣言止於智者”，我看不见得。更站得住的判断，恐怕是“谣言止於透明”。因为谣言的突发流行期，往往在黑暗期，文化专制期，信息垄断期，舆论被管制期，言论无自由期。习仲勋老人死得太早。祝他在天国平安。祝愿这位可敬老人的遗志后继有人，中国应该不会永远万马齐喑。

薄熙来的悲剧是中国高层的镜鉴。他的命运悲剧是这个制度放纵权力的特点铸造而成。他凭借太子党身份恣意滥权，也是这个政治制度赋予他的非制度化特权。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中国的上层政治就永远无法摆脱腐败、滥权与阴谋这些特点，薄熙来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