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最高當局要傳達的信息是，你們即使是人才，也不允許找我的茬，朕即國家，即使你們找茬找得有道理，那也是不可接受的，越是有道理越得罰。今後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人才進了監獄，奴才上了殿堂，紅太陽就會升起來了。當年毛主席不就是這樣的嗎？

“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

當局聲稱的「網絡安全」，也絕不是互聯網用戶的權利和信息安全，而是通過制訂各種侵犯人權的規則，將「辦案」過程中的犯罪行為合法化。這樣，當局的暴力機器，就能更加肆無忌憚地迫害網絡用戶，同時避免法律上的風險，扭轉國內外道義上的不利，也為自己的行為在極權崩潰後開啟了一個脫罪的後門。

别说中共所谓“依法治国”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得到落实，即便老天开眼，有朝一日“依法治国”真的变成了现实，那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中共的“依法治国”大概也只是升级版的法家暴政，而绝不可能成为普世意义上的现代法治。

就中共皇朝而言，中共一黨專政是逆世界潮流的反動，死守不變，"依法治國"和"深化改革"就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讓黨國起死回生。"依法治國"的技術改進甚至把戲（連辛子陵、鐵流這樣的保黨派都沒有自由甚至被捕，方舟子僅僅揭露了一時的"紅人"周小平就立馬遭遇封網）很快就會本相畢露。

大清晚年，毕竟还有君主立宪，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宪政已成敏感词，如果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都是错误的呢，因为革命的目的，都是要实现共和宪政，那么，在习近平的心目中，正确的应该是反宪政反维新的大清保守派？

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由历史观点看来，它肇始于“不从国教”，这初步的宗教个人主义，引起了最初的自由观点。保卫宗教自由的人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而反抗压迫干涉的斗争。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敬奉上帝，乃是近代民主精神在制度在历史上的发端。

十七年来，我在杂志社得到了杜老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我铭刻在心，深表感谢。离开杂志，确如杜老对《亚洲周刊》所说，我是学者型的，不适合官场缠斗。杂志社越来越深地陷入各种缠斗之中，我身心俱疲，难以胜任。杜老和社委会的两位同事帮我卸下难以承担的责任，有时间做更喜欢的事情，对此我也表示感谢。

《纽约时报》记者对习近平的提问极具代表意义。习近平试图挽回前面的狼狈，提到要求外国记者遵守中国的法律。但是他的解释显得太苍白，他的辩白太强词夺理。这一幕看起来是一个区区记者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的挑战，但在本质上是一场真实对抗虚伪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