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深圳河是一道天然的中國柏林牆，河邊嚴防大陸人偷渡的圍網就是中國這座大監獄的籬笆。六十多年來，無數大陸人為投奔自由，像我鄰人那樣冒著生命危險渡河破籬！香港一旦失守，這道籬笆就會拆除，深圳河就成為大陸的內河，香港將難逃被圈進中國柏林牆的命運！

当西方媒体都在弹冠相庆的时候，中国网络上也在传播着同类的消息，却是分外小心翼翼地，同时包含着期待、羡慕、悲怨而又恐惧的情绪。 和五年前相比，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变得更小，网络的审查更加严厉，街头抗议的空间几乎收归为零。

設置敏感詞，是惡政苛政的表現。歷史將會證明，設置敏感詞是一個天大的歷史笑話，是對法治的污辱和嘲弄。有敏感詞的地方就有脫敏的辦法，人的智慧是無窮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敏感詞是魔，脫敏就是道。

“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以过时的冷战思维炒作各种“阴谋论”，将一切地方性事件归咎于“外部势力”，是大陆官僚们推卸自身责任时的惯用手法。所谓港版“颜色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指鹿为马的伪命题。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通过正常的选举而取得过执政地位，甚至在如今的印度也有数十个共产主义党派，即使在贫困选区，他们也无法取得足够的选票，只能暗暗坚持武装斗争谋求上台机会。故而共产主义执政的成功，在于以成败论英雄的革命，而非民心，这在列宁的人生中显得相当显眼。

谈到民族问题，即使是汉人中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观点也是将少数民族遭受的灾难归于专制政治迫害，不承认是汉人广泛参与其中的民族压迫。把一切责任推给专制政权，和中共把在文革犯下的罪行都推给“四人帮”一样。那不是对问题的解释，而是对问题的混淆；那不是对历史的反省，而是只要还有下一次就会照样重演。

在极权时代，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无所谓区分，到了后极权时代，国家已经不能全面控制社会，但又不允许社会自治，结果是为黑社会蚕食市民社会，"黑道"排挤、打压和渗透、控制"白道"（法治社会、纳税人社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西西里化"，涉及的就是后极权体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在中国最需要政治家的时候，一位受到中国政治舞台所有人尊重的一流政治家却离我们而去。陈子明走的太早，也太不是时候了。文革中政治觉醒的一代人，倍感失去陈子明之痛，因为他们最明白，要把中国人的苦难转化成政治智慧，要解救中国的政治危局，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陈子明这样的民间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