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之下，公开化的抗争活动仍处于分散化状态。但通过互联网和现实的人际交流，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持。中国将由此进入到一个威权压制与零星反抗此起彼伏的长期动荡时期。

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精心培育的产儿。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 “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如果说二○一三年中国政治的初始是以南都事件为标志的话，那么二○一四年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对许志永及其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审判。社会力量正在显示出其抗拒的能量。这两个事件，说到底都是社会与国家历史性的博弈。

缺乏监督和竞争的党国体制，造成中央对地方失控，高层对中基层失控，处处是“小国之君”和背景深厚、盘根错节的“窝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党强力部门的“四面出击”，触动了公务员阶层的全体利益，势必在体制内遭遇消极抵抗，而对权贵则碍难伤筋动骨。

笔者认为，牛刀可能低估了中国体制牺牲后代利益来稳定当前的能力，不过，这不等于中国金融风暴没有近期爆发的可能。最大危险，就是当局严重低估了已经泛滥成灾的高息吸血金融，这个游戏内外勾结，已经高度国际化。如果说依赖高投资是癌症，尚可以拖一段时间，持续的内出血就另当别论了。所以，2014年的中国经济不会如马骏预言的那么好，而是确有发生金融风暴的可能。

东莞事件也许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始分化为改革与转型两个进程，改革进程正在遭遇转型逻辑。这种反抗的缘由，是对近来改革过程的失望甚至绝望，促成了部分知识分子放弃对改革的期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实际所开启的是另外一个过程，即基于社会力量的转型过程。或者说，是在放弃对改革的积极介入的同时，以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变革。

性交易是古老的行业，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能够扫清。人们对央视的反感是基于新闻管制和谄媚权力，而不是针对性工作。有关东莞扫黄，将性交易纳入公共话题，有助于推动讨论。我不关心谁和谁交易性，我关心有没有用公款。非罪化有利于防治艾滋病传播，非罪化限制权力寻租。

根本原因还是反腐败的体制和机制有问题。按说，反腐败是大家的事，现在却只有中纪委在扛旗践行，媒体在呐喊，其他各个方面不是袖手旁观看热闹，就是制定攻守同盟做抵抗。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的联手反对，反腐败非但难以取得成功，甚而大有打虎不成反被虎咬的危险。

习近平反腐的难题就在于，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队伍来推动一场系统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又不能对大规模的腐败听之任之，因为大规模的腐败已经威胁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秩序，威胁到中共政权。而在这种情况下，靠自上而下的高压来反腐虽可一时推进，却难以巩固，因而有前功尽弃的很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