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相信中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抛弃那段历史，把自己领导的宪政运动视为负资产加以遗弃。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等于公开说自己是一个玩阴谋的党。中共还没有下决心到底认领不认领当年的那份遗产。世界两百年，中国一百年，大趋势如此，宪政不可回避，做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宪政还是要来。自己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好话，不认账，只认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恐怕不智。

胡氏与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样的，都追求宪政、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见到政治目标的实现。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 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毛泽东愚蠢地教条地从苏联搬来民族自治。实施时，又做假，不给民族干部实权，更不许其做第一把手。对少数民族的偷抢刑事犯无限宽大，群体闹点事就用机关枪 来对付。对民族干部的合理想法和要求则是上纲为地方民族主义。

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中国的“革命”二字在历史上是怎么写出来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热血、生命写出来的？在内战中死亡的敌方官兵，也是共和国成立的一种代价。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次是清末开始的中西文化对撞时代，历经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后重新定于一尊。不容异见的国度，经受不起思想的自由交锋碰撞，也不会拥有真正的软实力。思想上的一元化会扼杀一个民族的创造力，这样的常识常常被有意忽视。

亨廷顿似乎认为儒教与西方文明是互不相容的，儒家文化不能与民主并存。但19世纪末以来，最早拥抱西方“民主”概念的，都恰恰是出身儒家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如今文学派的康有为，古文学派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人。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受到瞩目，时间并不长，但对维权运动的背景、意义、策略的分析，以及维权人物和维权个案的分析，已经涌现越来越多的文献。本文主要分析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人群体如何利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展各类维权活动，及互联网对维权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