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说，十九信条所宣布的皇权至上只是立宪国家的一般原则，这个制宪原则就是英国的虚君共和，也是先前立宪党人多年来所追求的东西。然而，宪法十九信条的政治让步来的太晚了，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愿意绑在大清王朝这个破车上了，清廷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宪法十九信条没有挽救清帝国，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结束。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了“赶超”而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国家，不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最终都竞争不过坚持现代性的国家。即使前者能够在短时期中占上风，也不是这些国家多数国民的福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俄国、中国，都上演了一出三部曲。

政治改革的框架有四层，如同玛雅金字塔：塔尖是领导集团的政改动力，然后是影响政改意愿的三层力量：危机强度、社会上不同的行为主体、影响行为主体的重要变量。

“人民”从父的威权中解放出来之后，就应当隆重地更名为“公民”，后者虽然跟“人民”仅一字之差，却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高度。他们告别了被“父”践踏和奴役的时代。只有“公民”才能对鞋说出正确的意见。在选择“中国道路”之前，先要选好鞋子，而在选鞋之前，则应当先让穿鞋者成为鞋的真正主人。没有公民的普遍诞生，就不会有合脚的“中国鞋”和美妙的“中国梦”。

中共中央办公听一个月前发出9号文件，试图发起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全面“反击”，即提出所谓的“七不讲”。这给习近平带来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9号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此举几乎让所有支持习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绝望。就连那些完全认同习近平主张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习近平很可能完全没有能力担当大任。

从道义和责任来说，结束计生这一祸国殃民的政策是必须的。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所犯下的暴行，是上个世纪人类最恶劣的罪行之一。它在中国留下的血迹也许永远无法抹去。

人不能没有记忆，记忆就是历史。历史就意味着真相，没有真相的历史叫做戏剧，这不是真正的历史。从60多年前开始，中国就进入历史的黑洞，一切与历史有关的东西都成为禁忌和危险。教科书是为了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了国家意志的体现。在中国，真相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对于真相阙如的中国来说，也就没有历史可言。

历史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在争取自由与民主的事业中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是什么人给什么人的观念赐予，它就是人性本身，就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样，它就蕴含在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之中；所谓“普世价值”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因为它与崇高的人性直接呼应，它自然就能够被人理解，自然就会变为人的信念，变为公众行为。

展阅富兰克林后半生的政治生涯，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在年逾古稀之年接连参与起草、讨论、谈判、签署的三份法案文件。它们是：《1776年独立宣言》（当年 他70岁）；《1783年美英巴黎和平条约》（当年他77岁）；《1787年美国宪法》（当年他81岁）。由此，富兰克林成了唯一一位签署了这三份美国立 国最重要法案文件的开国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