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6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郭泉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作出了判决: 被告人郭泉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总书记、温总理二位好！

二位在皇上、宰相的高位上已经是第二任了。治理国家的办法、方针、策略、步骤、目标，国人得到的好处有目共睹，深感温暖满足。值此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总结成就，颂扬伟绩。然而在这60年里，特别毛时代，国人在共产党统治下，过的日子不堪回首，肌饿、批斗、关押、侮辱，水深火热。其深重罪恶，语言难以表达，这违背了党领导国人建立新中国的初衷，这是照搬苏联斯大林极权、个人崇拜的结果。

60年了，国人总算有了今天。一个党的好坏，无需自己标榜，人民心中有杆秤，能公正评价。毛时代，哪点能显示邓小平说的“三七开”，就是倒“三七开”也是对毛的粉饰了。我建议重新审视历史。1957年“反右”，在毛泽东的阳谋下，55万多右派遭受毁灭性的政治迫害，邓小平虽然否定文革，但却肯定“反右”，到了80年代，他还坚持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错误只有一点点，“在于扩大化”。“反右”扩大到99%，还说错误是一小点，这是什么逻辑？人心何在？理智何在？真可笑之极。55万多右派深受长达20多年的政治迫害，最终只“改正”，而不给赔偿，纯是法西斯，与强盗的做法毫无两样。“右派”是中共毛泽东定的，邓小平是反右斗争的领导者，指望邓派还右派公正，是痴人说梦，不能有丝毫的指望。

如果我和前妻的感情足够好，像小说中见过的那种视生命如鸿毛、待爱情重于千金的样，当然任何力量也难以破坏。但像大多数中国家庭，我们的夫妻生活还算过得去，小日子也有甜美。可从我出事后，生活中便多了一股摩擦力。2003年，我因一本批驳马克思理论的书和三篇文章，要命的是其中一篇在英国BBC电台上播出，其它的仅只是在小范围内散发，而遭国安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抄家的警察将家中翻得一片狼藉，妻子被吓得只是战栗和流泪。

从此，她的日子不好过起来。领导的谈话和警察的询查，再加上工作不断被变更，使她一回到家就以泪洗面，哭诉哀求，要我不要再写，不要和共产党作对。我并不是和共产党作对，每个人都应该为民族的命运有所承担，为天下的不公仗义执言。每当我向她陈说时，她显得很无奈，说：“这年头，什么正义、公理都不再值钱。”

每当我俩这样对话时，她的底气总比我要足。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老百姓只能听命和依从，不能有丝毫反抗，反抗者除了坐牢，也还被社会孤立。

我第一次到央视大门口，还是在“新国大”案案发后的1998年9月，和几个受害人去交材料、反映问题。接待的人态度很好，说知道“新国大”的事，还说帮助我们向上面反映。虽然材料石沉大海，但第一次的感觉是：这个大门很亲切。

但没想到，自从“12•4”成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以后，这个大门变得越来越恐怖了。人们本来对央视充满希望，希望它能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可是，这希望一次次破灭，来到这里的人一次次被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死心，还是对它抱有幻想，如飞蛾扑火。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总以为能碰上一位正直的媒体领导，会替天行道，为我们伸冤。

2008年12月4日，是法制宣传日。前一天，我熬过了1年9个月的劳教，活着从劳教所走出来了，但在回家的汽车上，我突然感到眩晕，以至无法参加朋友们为我准备的午宴。有经验的人说，因为长期关押，眼睛只看到近距离的单调物品，突然见到了蓝天、白云、汽车、人群，视神经系统不适应，所以眩晕。4日这天，我躺在床上，仍然觉得天旋地转。我吃了治眩晕的药，感觉好了一点儿，就出了门—我要去中央电视台。大风降温，我只有44公斤的瘦弱身体几乎顶不住呼呼的寒风。我费力地走到汽车站，乘车到了中央电视台。

最高检察院的决定是口头的

6月2日上午9点，我们一行11人到位于沙滩的最高检察院传达室，要求找刑事申诉厅。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让我们等一会儿，他给我们联系。

一会儿，出来一个警察，他说：“这是检察院的机关，不是上访的地方，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违法了。”

我们说：“野靖环向检察院信访办递交的申诉已经转到刑事申诉厅了，我们来问问情况。怎么就变成上访的了？怎么就违法了呢？”

他说：“你交给信访办了，就到信访办去问，这里不接待。”

于是，我们又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的最高检察院信访办。

这里的“候见室”是一间只能容纳20人的小屋子。凡是能进入“候见室”的人，都必须早早地到这里排队领表。凭着这张表才能递交自己的申诉材料或反映问题。有些外地的人，干脆就在门外坐一夜。北京的人也要早上5、6点钟来排队。

当天领不到表的第二天再早点儿来，就像在医院挂专家号一样。